【财新网】“中国在硬件方面做得非常出色，安装了全球体量巨大的风电、光伏等设备，但我们的会员面临的核心挑战，是如何真正获得这些巨大工作成果的准入机会。” 由1600多家在华欧洲企业组成的中国欧盟商会近日发布了《欧盟企业在中国建议书2026/2027》（下称《建议书》），呈现了在华欧企对当前中国市场、中国宏观经济和营商环境，以及中欧经贸关系的看法。

商会方面在受访时指出，当前在华外资企业面临的核心现实是：文本层面的法律框架已较为完备充分，实地执行与落实亟待校准与改善。

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市场有效需求不足引发的结构性供需失衡，外资企业的在华角色正经历深刻重塑。

“多年来，跨国公司的逻辑是‘在中国，为中国’，看重的是本土庞大且快速增长的消费大市场；但如今受制于中国内需放缓与国内产能外溢，这一逻辑也在迅速转变为‘在中国，为全球’（in China for the world）。”中国欧盟商会副会长代开乐（Carlo Diego D’Andrea）告诉财新。

《建议书》中发布了2026年在华欧洲企业商业信心调查的数据，并表示近年来其会员企业们持续下滑的信心状态“可能正在筑底”。2026年的调查数据显示，自疫情以来，数个关键指标的恶化趋势首次出现放缓。在华欧企在经历剧烈的降本增效与预期调整后，对地缘和市场压力的焦虑感出现边际缓和。

调查对象中，2026年认为经营“变困难”的企业比例降至68%，但这依然是过去12年以来的第二高位，与2024年持平，仅次于2025年的73%。

《建议书》提到，目前只是一年期的单个数据点，并不构成趋势判断。能否实现真正、持续的信心反弹，关键取决于政策能否有效落地并实践改革。

市场准入与公共采购中的待遇差异，依然是在华欧企反映最为集中的痛点领域。

中国欧盟商会的最新调查显示，29%的受访企业报告在政府采购中遭遇“差别对待”，21%的受访企业在国有企业采购中遭遇类似门槛。在医疗器械与信息通信技术（ICT）等技术密集型行业，这种准入壁垒尤为凸显。

在医疗器械板块，代开乐表示，目前公共采购领域普遍存在将“品牌原产地”与“产品原产地”混为一谈的现象。“即便一家跨国企业实现了100%的中国本土化研发与制造，完全符合国内现行法规要求，但仅因其属于欧洲品牌，就可能在招标中面临隐性限制，甚至因此错失政府采购机会。” 2025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政府采购领域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明确严禁以品牌、注册地或所有制形式进行歧视，给予在华外企本地制造产品“本国产品”待遇，要在5年内分产品确定组件成本的占比要求，不过对于具体产品设置仍保留3-5年过渡期。

“这使得跨国医疗器械企业在各省落地执行中依然面临巨大的口径不确定性。”代开乐强调，加之集中带量采购（VBP）中过于追求低价的招标导向，进一步压缩了高品质创新药械的合理研发回报空间。

中国欧盟商会的医疗设备工作组在《建议书》中提到，建议规范政府采购与招投标规则，遏制恶性价格战，包括针对集中采购中唯价格论引发的“逐底竞争”（race to the bottom），建议设立价格底线，并提高质量、技术性能、供应链安全及创新（ESG/CSR）指标的权重，防止企业为争夺订单而进行非理性的内卷式降价。

另一方面，与扎根数十年、体量庞大的大型跨国财团相比，在华欧洲中小企业（SME）的生存脆弱性在当前经济周期下被显著放大。

“大型企业往往具备完备的在地化闭环与深厚的抗风险底气，但正在犹豫甚至选择离场的，多数是未来有望成长为跨国企业的中小企业。” 代开乐介绍，由于中国各省市、甚至同一城市各行政辖区之间招商引资考核竞争白热化，企业在面临产能优化或租约到期希望进行跨区迁移时，常常遭遇地方设置的隐形“路障”。

“因迁移审批与协调流程冗长繁琐，在实际操作中，我们有时候不得不建议企业索性将原公司注销清算，再赴新址重新注册成立，以此规避巨大的行政时间耗损与沉没成本。” 在华欧企所面对的产业链长账期与应收账款拖欠风险也依然高企。

《建议书》提到，2025年修订的《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要求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分别在30日和60日内付款，但实际执行中，部分核心买家通过以商票替代现汇支付、将付款起算点从“交货”推迟至“验收合格”甚至“产品投产”等，致使企业的款项回收周期长达数月，处于供应链二、三级的配套层级的中小企业面临持续的流动性挤压。

商会呼吁监管部门将这些可以快速见效、较快解决的外企诉求视为“低垂果实”（low-hanging fruits），尽快清除行政堵点，以稳固微观主体的信心。

从宏观产业视角审视，《建议书》提到，中国国内总供给增速与有效需求增长之间长期脱节，已催生严峻的行业性“内卷”困局。例如在电动汽车、动力电池、光伏等新能源核心产业链快速形成的超大规模产业集群，和随后衍生的内需消化不及预期，剧烈的价格战，和削蚀全产业链盈利空间等问题。

根据欧盟统计局数据，2025年欧盟对华货物贸易逆差达3598亿欧元，相当于每天产生近10亿欧元的对华逆差。这种持续扩大的失衡在外围引发了连锁反弹：2024年世贸组织（WTO）针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救济调查创下198起的历史新高，其中近六成（117起）调查由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经济体提出。

《建议书》援引意大利央行经济学家的实证分析，2023年末以来，中国出口激增的驱动因素中有约75%来自国内因素，其中内需不足占58%，政府补贴占22%，绿色产业技术升级占13%，而美国关税等外部因素仅占约7%。

不过，针对欧洲对华贸易赤字的成因，中国欧盟商会方面在受访中也进行了辨析。

代开乐向财新指出，欧洲自身的能源转型需求与气候因素也在客观上推高了进口规模。例如欧洲加速推进能源结构多元化，大幅采购了高性价比的中国光伏组件；加之欧洲出现的极端酷暑天气推高空调需求，欧洲市场销量前三的空调品牌均来自中国。

“欧委会能源总司将这种现象称为‘良性扰动’（benign disruption）。因为中国的新能源制造在某种程度上享有政府补贴与财政支持，极具价格竞争力，欧洲采购这些低价清洁产品在客观上有助于欧洲平抑成本、达成自身的脱碳减排目标。” 《建议书》指出，欧洲对经济安全的担忧与中国本质上并无二致，欧盟同样在构建政策框架以维护自身的“战略自主”（strategic autonomy）、产业韧性与竞争力；商会呼吁中国政府和欧盟双方在此基础上达成共识，平衡安全与发展利益。

代开乐告诉财新，战略自主与贸易保护主义的界线究竟在哪里，也是中国与欧盟之间应当商讨的核心问题之一。在汽车与装备制造领域，中资赴欧投资模式已引发当地高度关注。以车企在匈牙利的重大建厂项目为例，他提到，部分中资整车项目从基础建材、工程设备、施工人员连泡面和筷子都从中国本土带来，在欧洲当地几乎没有形成产业配套与本土附加值，导致部分欧洲国家呼吁设置严格的本地化率门槛，甚至主张在关键领域推行合资要求。

“欧洲必须重新找回制造业的地位。”代开乐强调，制造业在欧洲GDP中的占比已从过去的约20%下滑至当前的14%左右，而欧盟正在推进的《工业加速法》（IAA）目标是将这一比例拉回至17%左右。面对关键原材料（如稀土）的高度外部依赖，欧洲寻求供应链多元化和去风险具有现实的必然性。

但代开乐也表示，“去风险”绝不应等同于构筑贸易壁垒。2026年上半年中国对欧洲出口依然逆势增长了18%，“如果欧洲真的推行封闭的保护主义，出口数据绝不可能出现如此幅度的攀升。”他表示，与美国大幅削减中国进口的单边脱钩模式不同，欧洲的经济安全战略更侧重于在防御本土核心产业底线的同时，尽最大可能维系与关键贸易伙伴的常态化经贸循环。

在对华投资策略上，在华欧企们整体依然展现出高度的务实性。《建议书》将中国的制造业生态比作跨国公司的“全球健身房”：中国拥有举世罕见的产业配套速度、无与伦比的规模效应与高强度竞争氛围；企业如果脱离中国这个“健身房”，就难以在全球市场与中国同行抗衡并维持长久竞争力。

“然而，如果我们在中国只剩下研发，却无法获得对等的本土市场空间，跨国公司留在这里的商业逻辑就会受到根本性动摇。” 代开乐提到，“十五五”规划建议中明确提出着力扩大内需、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以及促进进出口平衡发展，释放出积极的政策信号。

外资界殷切期待这些战略部署能加快具象化为清晰、稳定的制度安排，通过平衡政商边界与供需结构，在深化双边机制化沟通中重建可预期的营商沃土。

《建议书》在总结中呼吁，双边贸易如果演变成“一方净获利，而另一方净受损”的零和博弈，这种经贸关系在本质上将是极其脆弱且不可持续的。

商会认为，双方亟需达成制度化框架共识，明确界定各自“对经济安全至关重要的战略领域”，并在更广阔的通用商业领域为企业提供对等的开放性、确定性与可预测性。■